刘贵今:别让单纯的中非关系变复杂

　　对非洲大陆来说，2011年是充满动荡和不确定因素的一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短时间内推翻了旧政权；穆巴拉克被埃及民众赶下台；利比亚内战让卡扎菲政权终结；苏丹南北双方和平分手，非洲第54个国家南苏丹诞生；共有17个非洲国家进行选举；“非洲之角”国家发生严重饥荒……而几乎非洲的每一次变化，国际媒体都会把它与“中非关系”放在一起来议论。《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在海南万宁召开的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二次大会期间专访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刘贵今大使说，尽管非洲一些国家政局今年出现了一些变化，中非经贸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中非关系的整体发展前景依然乐观，潜力依旧巨大。他认为，“一些人由于误解，一些人出于妒忌，使本来比较单纯的中非关系变得复杂化”。

　　中国尊重地区组织的意见

　　环球时报：联合国安理会今年先后通过了针对利比亚卡扎菲当局的1970号和1973号决议。外界一直猜测中国在两个决议的表决中为何没有采取一致的态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贵今：这一次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对于决议的通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对1970号决议是投赞成票的。而在1970号决议出台之后，阿盟做出决议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进一步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非盟的支持。设立“禁飞区”的本意是要保护平民，但如果当时一些非洲国家知道北约此后的行动，安理会投票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大家知道，中国在涉非问题上立场和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很大程度上尊重地区组织的意见。1973号决议的通过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前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倾向。在利比亚问题上，两个主要的地区组织表明态度后，中国就选择用弃权这种方式，没有阻止决议通过。

　　环球时报：北非国家的变局是否给中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刘贵今：中国在这种问题上确确实实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的立场用两点就可以概括，一是中国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二是中国尊重该国人民的选择。当“过渡委”控制了利比亚局势，成为执政当局时，中国对其合法性予以承认，并愿意与其发展关系。中国外交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了灵活性，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目前利比亚执政当局并不否认中国在利比亚扮演重要角色。

　　非洲大选年没影响中非关系

　　环球时报：今年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的选举很受关注，其中一些国家的政局变化会不会影响与中国的关系？

　　刘贵今：今年是非洲的大选年，总共有17个国家进行选举，大部分都已顺利进行。赞比亚反对党领袖萨塔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人们一度比较担心，因为萨塔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友好的人。但他上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赞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在新的基础上还会继续健康更加有序地向前发展。中国在赞比亚的工业园区给当地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在工资待遇等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目前中国支付给赞比亚工人的月工资是700-800美元，但当地工会要求增加到1200美元，再加上与此相关的22项福利，工人的收入能达到1500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企业难以承受的。中方很坦诚地告诉赞比亚新总统萨塔，萨塔经过研究调查，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设宴款待150多家中国企业，希望他们继续留在赞比亚投资。中国在赞比亚有20亿美元的投资，这是他们不可或缺的。

　　我认为，一些人由于误解，一些人出于妒忌，使本来比较单纯的中非关系变得复杂化。非洲所发生的事情对中国来说确实是息息相关，但不至于对中非关系带来颠覆性影响。非洲个别政党领导人在野时，对中国对非政策了解不多，但一旦上台执政，他们还是会支持和拥护中国对非政策，因为中国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对他们的经济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迄今为止，除了赞比亚“有惊无险”外，还没有发现非洲国家大选、政权更迭对中非关系带来影响，像卢旺达选举、尼日利亚选举都相对比较顺利。

　  中国援非有了“新思维”

　　环球时报：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象征，但据了解，近些年经营惨淡。那么，中国在非洲的援建工程如何能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的有机结合？

　　刘贵今：上世纪70年代援建坦赞铁路时主要是为了打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这两个前线国家的经济封锁。时过境迁，南部非洲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1994年南非结束了种族主义统治，赞比亚铜矿选择了基础设施更好的南非德班港出口。坦桑尼亚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不错，但在资源开发上并不是强项，货物运输一直没有起色，加之铁路运营方人浮于事等因素，坦赞铁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了双重打击。

中方多年来一直提出要使这条铁路维持下去，每年都投入一部分钱，但只能做到勉强维持。铁路要想有效益一是要管理好，第二个是更根本的，要有经济发展的支撑，要有东西可运，光靠客运很难盈利。铁路运行必须依靠市场机制，这是个难题，需要中坦赞三方共同做出努力。

　　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社会效益。最近几年来，中国宣布的对非援助“新八项举措”与“老八项举措”相比，更加倾向于民生，更加与人民直接受益的项目挂钩。比如在非洲国家建小学、建医院，开发清洁能源等等。我们在援外政策上的调整使援助更符合当地实际，能产生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环球时报：有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向非洲输出伪劣产品，对此，您怎么看？

　　刘贵今：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在非洲总体上是受欢迎的。塞内加尔总统曾说过，中国生产的小汽车价格低，性能好，塞内加尔人可以买得起，价格只有欧洲车的一半。很多非洲老百姓用微薄的工资购买中国商品就可以养家糊口。假冒伪劣商品确实存在，但并没有到像西方宣传的那种地步。伪劣产品的问题，不仅中国有，印度、孟加拉国也存在。

　　现在不仅有中国商人向非洲批发商品，在义乌就有两千非洲商人做中非贸易。一些非洲小商贩不满足义乌价低质优的商品，还要买更低廉的商品，这就造成了大批低廉甚至假冒伪劣产品进入非洲。不是说中国没有高质量的商品，而是很多非洲商人不愿意买。另外，中非双方都要加强海关管理和质量检验，特别是非洲。非洲的海关监管和质量监督比中国薄弱得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已经和有关国家签署了海关合作协议，比如南非，但要完全杜绝伪劣产品不是很容易的事，只能说是减少。大企业比较好办一些，可以列入黑名单，拿不到政府的合同和项目，但对那些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式的企业来说，打击伪劣商品是个长期的过程。（来源：环球网，记者：高望 李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