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馨怡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从今年10月起，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戈登商学院的帕塔拉斯（Rashika Padarath）就忙着把中国企业和非洲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来自社区的代表们组织在一起，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的需求。
帕塔拉斯负责一个名为“中国在非"效应投资"”的项目。她对“效应投资”这个新名词的解释是，这是一种介于传统投资和慈善机构之间的投资，所以效应投资既关注投资的利润和回报，但也不仅仅被回报所驱使，而会把投资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考虑在内。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逐年增加，而这些投资也是非洲所需要的。但现在是更进一步的时候，让中国和非洲都开始学习如何获得更好的投资效应。”帕塔拉斯告诉记者。
不过在探讨更好的投资效应之前，一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非洲需要什么？
“有水、有电还有更好的生活。”这是非洲社区的代表告诉帕塔拉斯的答案，基础设施建设被非洲人放在了第一位。
11月18日，正在南非比勒陀利亚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在演讲中呼吁，“同非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积极探讨跨国项目合作。”
优势：资金、技术、经验
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的洲。落后的基础设施是非洲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供电不足和运输困难极大地抑制了当地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竞争力。根据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的联合调查报告，电力供应不足造成非洲企业8%的销售额损失，而运输延误则是另外3%的销售损失的元凶。
“我们需要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的负责人奈科（Emmanuel Ole Naiko）向本报记者强调说。
不幸的是，大多数非洲国家既缺乏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资金，也缺少完成施工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传统的国家或者国际援助都倾向于只承担工程所需要的一部分资金，而且贷款项目需要通过评审，申请难度很高。对于西方私人企业来说，在不发达地区投资于基础设施是个风险巨大的选择。
不过，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困境给了中国企业展现优势的空间。
在非洲基础设施行业里，中国绝不是后来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工程队就来到非洲，为非洲国家建造大规模的项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建成于1976年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不仅拥有成本较低的优势，中国工程队还从本国的大规模基建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能帮助非洲国家政府找到必需的资金。
在今天的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工人工作的身影。中国援建的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将是达市新的地标建筑。
“中国人在坦桑尼亚建造公路、铁路和工厂，他们开采着煤炭和矿产。他们带来了投资，所以我们的基础设施可以得到发展。”奈科这样评价道。
坦桑尼亚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企业帮助下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非洲国家。
2007年，安哥拉政府为缓解国内住房紧张的局面，计划建造10万套住房项目，但一直苦于无法获得资金。而中国建筑500强的中信建设首先协助安哥拉政府从中国工商银行获得了25亿美元的贷款，解决了资金问题。随后在当年的11月，中信建设成功获得这个项目的总承包合同。
“我们以投融资为向导的经营模式在非洲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中信建设南非办事处代表原懿告诉记者。
这还不是中国企业的所有优势。中国建筑企业的施工期比起许多竞争对手更短。“有时甚至可以少用30%以上的时间。”原懿表示。
2006年中信和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里的中、西两个标段，打败了由64家顶级国际承包商所组成的7家联合体。中国企业的总合同期只有40个月，而之前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建筑企业承建的短程公路，建设周期都在4年以上。
在当年的竞标中，6家日本公司联手获得了高速公路项目剩下的东段项目，但和中国企业同时开工的日本企业却在3年后因无法按期完工，不得不把他们负责的140公里标段工程项目，拱手让给了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的这些优势让中国在非洲建筑行业内迅速地扩张。
南非研究机构Frontier Advisory首席执行官马丁·戴维斯（Martyn Davies）告诉记者，中国企业有能力"提供资金、技术甚至买家"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这是其他竞争者无法比拟的优势。
风险：“最大的风险是社会风险”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基建投资并非全无风险。
10月15日，赞比亚南方省辛那桑圭地区响起了枪声，因为劳资纠纷，当地中方企业柯蓝煤矿发生了枪击冲突事件，造成了11名当地员工和3名中方员工受伤。“枪击事件”在真相尚未全部厘清的情况下不胫而走，短短几天就传遍了全球。
柯蓝“枪击事件”给了赞比亚反对党领导人萨塔(Michael Sata)一个几乎完美的炒作题材，这个打着“赞比亚是赞比亚人民的赞比亚”旗号的政治家经常用“中国掠夺”为题材反对执政党和中国的合作，明年他将再度借助类似炒作挑战赞比亚总统的宝座。
赞比亚的枪声警醒了人们，虽然经济利益紧密联系，但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并不如同童话故事里的结尾那样，从此王子和公主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即便是百年好合的夫妻也难免磕磕绊绊。
“不同非洲国家的"反华"行为也不同。南非反华情绪很少见。但在安哥拉等国家，携带和拥有大量现金的中国人往往成为犯罪分子和腐败的政府官员的目标；在赞比亚、莱索托和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里，当地人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夺去了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岗位，这些非洲国家的反华情绪在逐渐上升。”南非罗德斯大学社会学院高级研究员Yoon Jung Park在采访中表示。
就中国企业而言，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也仍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南非建筑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国建筑企业基本上不使用当地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人工还是物资，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本国进口。“而欧洲企业就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图本地化，而且培训雇佣当地员工。”他表示。
中国企业有自己的苦衷：比起非洲员工来说，中国员工更加勤劳、肯干；非洲教育基础薄弱，中国企业很难在当地招募到合格员工；许多非洲国家缺乏资源、运输网络薄弱，这也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当地购买物资的成本，比如20万吨水泥从中国到安哥拉的到岸价竟仍略低于南非产的水泥到岸价。
“因为我们的需求量极大，为了保证需求，我们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关系更密切的中国供应商。”一名在安哥拉的中国建筑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但无论如何，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是非洲各国政府最忧虑也最重视的两项课题。马丁·戴维斯提醒说，“在非洲，最大的投资风险是社会风险。”
贫富差异、高失业率都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一旦点燃，中国投资常常被一些当地政客当作替罪羊。
南部非洲更倾向国企投资
“如果用黑和白来评价中国对非洲投资的作用，我会说白色。”南部非洲发展银行执行副主席泰德斯（Admassu Tadesse）总结说。
南非政府于1983年成立南部非洲发展银行，作为区域性的援助机构。今年8月，该机构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一起向赞比亚的电力项目提供了4.3亿美元的贷款。这是南部非洲发展银行和中国的第一项基建合作。
在泰德斯看来，非洲投资市场远没有到“拥挤”的程度，中国的进入可以帮助完成对非洲更多的援助，中国企业需要注意的是，投资的社会效益。
泰德斯说，他表示南部非洲发展银行更倾向于和规模较大的中国国有企业合作，因为这些企业并不仅着眼于短期的投资回报，也会看重投资对当地的效益。
帕塔拉斯从中方得到的反馈也一样，她已经接触了进出口银行、中非发展基金和建设银行等中国企业在南非的代表，向他们介绍她的“效应投资”计划。“反馈很积极，他们都想做正确的事。”帕塔拉斯告诉记者。
早在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达国家就公开做出承诺，将拿出不低于GDP的0.7%的金额用于对外援助，但这个承诺从来没有被百分之百地完成。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把目光放在中国身上，希望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南非北部的林波波省，是南非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中国中钢集团在那里和林波波省的北方公司建立了ASA铬矿的合资项目。“当地人瞅到我手里的名片印着中钢集团的标志时，他们立刻问我能不能替他们介绍工作。”一个刚从当地采访归来的中国记者这样说。（本报记者参加了南非金山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非洲记者培训考察项目，在南非完成了此篇报道。）
中国南南合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