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对平等参与、自主发展和知识共享的诉求空前迫切。南南合作也在新时代被赋予了超越传统援助、构建自主发展知识体系的战略内涵。在此历史节点，如何理解南南合作从“输血”到“造血”的范式转变，并探索其在全球发展新叙事中的核心作用？
对此，本刊对正在德国柏林参加全球方案峰会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领军教授、中国南南合作网智库高级专家徐秀丽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倾听她基于实践研究与知识共享视角，对南南合作深层价值与未来路径的见解。
访谈嘉宾丨徐秀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领军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中国南南合作网智库高级专家。曾驻访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IDS）、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等，多次赴亚非拉及欧美等不同区域国家进行实地调研和交流，为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国专门机构等提供政策咨询。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中非合作与对外援助、“一带一路”农业与减贫合作、新发展知识等。
南南合作的新角色与新挑战
CST：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关键框架，您认为该体系当前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徐秀丽：自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国际发展领域以来，我深刻体会到该领域是全球治理转型的先行渠道。21世纪初，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国际社会开始探讨新型合作路径与全球治理格局，包括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模式迭代升级、非洲国家“向东看”及经合组织总结中国经验等。在此契机下，我们团队在李小云教授带领下，通过海外调研、梳理资料及发起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积极推动知识体系转型。
我们观察到，由于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基础、资金实力和影响力等相对有限，南南合作的实践与话语长期处于低位，全球发展治理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近年来，随着美英等国官方发展援助（ODA）资金削减及相关机构撤并，传统西方主导的机制体系逐步瓦解。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复杂的情形：一方面，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代表的多边共识仍具道义引领力，各方有识力量仍聚焦此议程，探讨未来可能的出路；另一方面，相关探讨难以跳出自身认知框架和实践基础的桎梏，发展资金规模的收缩也令集体行动能力遭到重创；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实践的理论和话语难以有效进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平等对话。
这一困局源于当前国际秩序的核心矛盾，即宏观发展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微观发展与发展合作实践前沿。其内核是当前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内嵌的结构性不平等，将发展简化为线性现代化进程，预设北方为模板、南方为模仿者，忽视了多元发展路径和多元现代性的合法性。
不过，“危机”既是“危”，也是“机”。传统资金来源短缺和种种缝隙的出现将为全球南方国家摆脱长期依附的路径依赖、迎来真正的自主觉醒时机提供可能。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亟需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构建更具包容性、尊重多元主体性，能真正回应发展中国家共性需求的新型全球发展合作框架。
CST：能否先谈谈您对当下全球语境下南南合作核心定位的整体认知？您如何理解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演变？
徐秀丽：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历史一样长，但早年比较集中于政治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等维度；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开始聚焦经济技术合作、区域团结等；21世纪后，尤其是近年来，南南合作已超越早期反殖民政治诉求或单纯技术合作的范畴，越来越重视战略对接和机制建设，演变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重塑全球发展治理格局的核心力量。特别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南方国家崛起，南南合作正在进入提供贸易、投资、知识生产等多维度公共产品的新阶段。这一角色演变的本质，是全球南方从被动接受外部方案转向共同塑造未来规则。这是全球南方步入自主性发展轨道的关键标志，也是对现有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乃至重构的动力。
CST：南南合作区别于传统合作模式的核心特质有哪些？其在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
徐秀丽：一种实践模式的内核特征一方面源于该模式开创者所秉持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另一方面也直接脱胎于不断演进的实践需求。鉴于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与高度异质性，南南合作强调文化自觉、尊重主权与差异，致力于“和而不同”，并自20世纪50年代起确立了“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它不预设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不输出抽象理论或制度模板，而是将合作建立在对南方国家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之上，通过平行分享自身在相似历史发展阶段所积累的、经过验证的“过程性经验”助力发展问题解决。
这个特质最鲜明的体现，便是南南合作对“小而美”适宜性技术的应用。这里的“小”，并非指项目规模微不足道，而是强调方案必须深度契合当地资源禀赋、社会结构与制度能力，具备低成本、低门槛、渐进式和可扩展的特性。例如，我们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实施的“小技术，大丰收”“小豆子，大营养”项目，该项目避开了传统援助项目中常见的复杂逻辑框架、繁复监测指标和严苛执行标准，没有在项目设计中引入高投入的现代农业机械或复杂的管理体系，而是聚焦源于中国农村的玉米密植、玉米大豆套种、手磨豆浆加工等简单易行的农艺措施，经过与当地农民共同试验和调整后实地示范，并经当地推广体系在更大范围内分享，最终使示范户的玉米产量普遍翻番，也推动了当地豆浆加工与学校儿童豆浆的饮用，实现“让当地人用自己的方式制作自己的蛋糕”。
这种基于平行经验分享下的“发展对接”合作范式更加务实、灵活，直接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和农村减贫等领域的共性难题，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和生计水平、提振当地社区的发展信心与内生动力提供新思路，为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兼具本土适应性与国际包容性的新路径。
中国发展经验的知识共享路径
CST：中国在减贫攻坚、乡村振兴、小农农业发展等领域形成的独特发展经验对南南合作具有哪些意义？
徐秀丽：中国经验对南南合作的首要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叙事。我们从一个较为贫困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基于自身国情、分阶段、务实推进的发展历程，向广大南方伙伴证明，后发国家有能力通过内生性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进程中，中国的定位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倡议者，包括为南方国家提供可比较、可讨论、可转化的平行经验，与其他南方国家共同建设知识网络、合作平台、能力机制和多元化的融资工具，同时与其他南方国家一道，在气候、数字、粮农等关键领域提出更公平、更务实、更具包容性的制度方案。
中国发展经验是丰富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搭建、五年发展计划制定等，都引起各方关注。其中，如下四个方面是被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优先关注的领域。
小农农业现代化与粮食安全。中国拥有庞大的小农群体，其在有限资源约束下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政策支持成功养活了十四亿人口。这对于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具有极强的借鉴价值。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中国的减贫是一场涵盖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产业、生态的综合性社会工程。这套“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方法论，以及推动实现减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避免大规模返贫等实践，都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经验。
数字创新与治理。中国在移动支付、数字政务、智慧农业等领域的快速普及与深度应用，不仅提升了国内发展效率，也为发展中国家跨越传统基础设施鸿沟，探索低成本、高效益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独特贡献。
绿色工业化与生态治理的协同推进。我们通过援外培训项目等渠道了解到，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平衡也是许多国家关注的议题。以青海塔拉滩“光伏羊”等模式为代表，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的新路，这对于面临同样挑战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公共产品。
CST：当前我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探索出了哪些高效、可复制的发展知识共享路径？中国经验如何在“走出去”过程中避免经验照搬、水土不服等问题？
徐秀丽：我国在南南合作中已逐步形成一套以“平等互鉴、共创共建”为核心、以一线实践者的能力和素养为前提的知识共享路径，这套路径并非简单的知识转移，而是一个动态的、多方共创的过程。
首先是以“过程性经验”替代“终极方案”。中国分享的不是一套“完美”的知识体系，而是自身在发展中走过的弯路、积累的教训和具体的实践做法。这种“过程性经验”天然带有可讨论、可调整的属性，为本地化留足了空间。
其次是建立共同生产机制。中国在南南合作中日益强调与伙伴国政府、社区、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共同设计、实施和迭代发展项目，所形成的知识成果既吸收了中国的发展智慧，又内生于当地的现实土壤，可以有效支撑项目的在地化创新。
此外，还要构建多层次的知识交流平台。包括中国南南合作网在内的各类平台，通过培训、考察、联合研究等多种形式，促进了双向甚至多向的知识流动，而非单向灌输。正是通过这种尊重主体性、强调共创性的路径，中国经验才能在海外落地生根，转化为符合当地实际的有效解决方案。
CST：您认为，在对外讲好中国发展故事、传递中国经验时，有哪些具体的误区要避免？
徐秀丽：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讲话中还提出，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这些都为我们做好国际传播提供了宏观指导。在基层实践中，主要避免如下三个误区。
第一，尽可能做到分众传播，精准交流。我们需要注意到各国国情不同，一国内部不同群体的关注点也差异巨大。中国的发展经验很丰富，但如何针对不同国别、不同群体的关注点进行有效分享，已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任务。国家目前正在推进区域国别学等学科建设，这些新兴学科和知识体系的发展，将加强我们对合作伙伴的深入了解，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警惕“中心主义”视角，杜绝说教者心态。传播者必须时刻意识到，中国经验只是全球多元发展图景中的一种，而非普遍模板，避免西方走过的弯路。在交流与合作时，要将对方置于主体地位，强调“我们曾面临类似挑战，尝试了这种方法，效果如何，供你们参考”，而非“你们就应该这样做”。谦逊、平等的姿态，是建立信任、促成对话的前提。避免使用带有自我标榜的话语，诸如“输出”“抄作业”等表述，在国际传播中极易引发防御心理。
第三，在实践中建立融通中外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投身交流合作实践是讲好中国故事、分享好中国经验的重要路径。我们需要建立大传播体系，除了传统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工具外，积极拓宽参与传播的实践群体和方式，尤其关注参与实践一线的多元主体，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新兴主体和合作伙伴，强调交流合作实践落地的机制建设、注重宏观全球与区域传播治理平台的搭建，以及推动基于新型实践、融通中外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建设等。唯有如此，才能有效促进“有理说得出，说出传得开”。
平台三十载映照中国南南合作路
CST：您作为南南合作领域的资深专家，和中国南南合作网结缘已久。网络是如何助力学界成员开展南南合作系统性研究的？
徐秀丽：我们很荣幸成为中国南南网的成员。自加入以来，我们积极参与网络活动，加强同行交流。此前网络还支持我们开展了相关课题，并联合各方发布了《不同区域国家遭遇现代性与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十大观点》，梳理了不同区域国别的发展观和现代化历史，探索南南合作、三方合作的新形态，获得广泛反响。
通过不同层次的合作，我有三点体会。首先，中国南南合作网为学界成员提供了关键的资源链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便捷接触到各类南南合作相关的资金项目信息、政策动态和合作机会，这是我们能够持续深入田野、开展长期跟踪研究的坚实保障。
其次，网络在日常建设中做到了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是个温馨、开放的平台。它为学界搭建了一个高效的成果展示与知识共享渠道，不仅将大家在各自“点”上的工作“连线成面”，扩大了学界对南南合作的研究影响力，还促进了成员间的互通有无，让大家在获得业务精进机会的同时也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借助多种机制，网络为国际发展领域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与共同体意识，这在当下正经历深刻转型的全球格局中，显得尤为珍贵。
最后，网络实现了跨领域专业力量的深度链接。网络成员的工作既务实又多元，许多成员的合作成果是实实在在的物资与产品，也有部分成员聚焦于平台搭建和理论建设等无形贡献。大家身处地方基层或国际一线等不同场域，形成了极强的优势互补。在这里，学术研究得以扎根一线实践，并从具体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洞见，真正推动南南合作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构建。
CST：您如何评价中国南南合作网在南南合作知识体系构建中的独特价值？
徐秀丽：作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核心枢纽，中国南南合作网最独特的价值，在于它在全球发展叙事长期由西方主导的背景下，提供了一个“共述南方经验”的空间，一个由中国自主发起、面向全球南方的知识联结机制。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实践得以被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南方语境中进行反思与提炼，从而避免陷入孤立的经验总结或政策宣传。这种反思性的知识生产，为未来更具原创性和解释力的南南合作理论埋下了种子，也赋予了网络长远的战略意义。
CST：在您看来，网络的30多年发展折射出了中国南南合作事业怎样的发展脉络？
徐秀丽：中国南南合作网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机构成长史，更是一面折射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理念演进与能力提升的镜子。
一是从“受援国”到“贡献者”的身份跃迁。30年前，中国主要是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接受方的角色参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建设。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对传统的援助历史实践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和适应性调整。网络所承载的项目无不彰显了中国将自身数十年来积累的实践经验，系统性转化为可共享发展方案的能力与意愿。
二是从“项目驱动”到“知识引领”的范式升级。早期南南合作多聚焦于具体项目执行，今天则同时注重系统性知识的提炼与传播。多年来，网络通过支持发布研究报告、举办高端论坛、建立专家智库等方式，不断将一线实践升华为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南方知识”，为中国在全球发展话语权的竞争中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三是从“政府主导”到“网络化协同”的格局拓展。伴随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政府单向推动，而是广泛动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在这一进程中，网络也不断聚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构建起一个高效联动、优势互补的南南合作共同体，有效提升中国经验“走出去”的效率与韧性。
CST：面向下一个30年，您对中国南南合作网的发展有哪些期待？
徐秀丽：在理论创新方面，期待网络能构建并主导“新发展知识”的全球生产体系，依托国内顶尖高校和智库力量，系统性地解构、提炼和理论化中国及其他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将其推向全球学术前沿，以便更加有效地开展全球发展南北对话和共创。
在学科建设方面，期待网络能依托国家新设的区域国别学等新兴交叉学科，梳理成员工作所覆盖的不同国别和国际组织、合作对象与务实项目，建立全球南方发展数据库，推动更为扎实的联合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在实践落地方面，期待网络未来的合作既涉及减贫、农业与工业化等可持续发展经典议题，也深化绿色转型、数字治理、三新科技等新兴领域，同时更深入地赋能地方和企业，将“小而美”的成功模式规模化、标准化。此外，我也期待网络能进一步参与南方国家发展合作协调机制的建设与合作标准制定，助力构建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四大倡议理念的新型南南合作与治理体系，共同探索一条超越旧有发展模式、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路。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5月刊
欢迎来到中国南南合作网 
